注释:合法性授权逻辑的变化 下
第2级:朝廷为核心、人类间接授权的时代
随着天的神性快速消退,天子的神性也在跟着丧失。长达千年的时间里,低合法性王朝对此无能为力,只能从其他方向找办法弥补。
2.0级:
合法性的继续丧失,与低法理政权的勉力维持
标志:对天本身的否定,对天和天子神圣性的彻底破坏
例子:两晋南北朝,五代,等等
因为范围很宽,所以还可以细分
2.0.1:“换天”
从1.1级开始,对王朝的不满,和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就越来越强烈。当王朝无法证明,自己符合第一级中的“民——天——天子——朝廷”授权方式时,就会受到抨击。
西汉时期,士大夫就开始借助谶讳,打击其中的“天授权天子”这一环节,以此威胁皇帝,不要过于放飞自我。按照这个理论,如果天子水平不行,上天就会换人。公羊家所说的“革命”,也就是改换天命,就是针对的这一步。
而新莽政权之后,大家发现,通过接受禅让更换有德的君主,这套也没什么用。所以这种话术已经没有太大说服力了。
战国到西汉,很多人是真相信禅让能解决问题的,但东汉之后,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走个形式,本身什么用都没有。
而且,另一方面,皇帝也开始大力宣传有利于自己的谶讳,借此宣称,上天还在不断发证明,保证授权还在继续,以此弥补自己合法性的缺失。
到这个时候,通过在上层进行换人,来实现改变,这条路应该是走不通了。所以,当王朝的统治恶化到难以忍受时,士大夫转而寻求向下发展,也就是这个阶段的典型——太平道的出现。
太平道的理论比西汉时更激进。他的思路是,既然皇帝开始用谶讳强化天——天子关系,那我就不针对这里了,我直接针对天。与其在上层相互妥协,在天的框架下换天子,不如直接组织民众,连着这个天一起掀了算了。
太平道和黄巾军的影响非常重大。他们创造了农民起义在组织上的历史记录,一直到近现代才被打破。而且,他们还开启了法理上的先河,成了中国之后几乎所有下层起义,通用的模板。
可以看到,认真一点的农民起义里,几乎都有宗教的存在。因为“天”作为合法性来源,在一切政权里都是不可或缺的,农民军要形成组织当然也需要。而建立新的合法性、取代朝廷的合法性,最简单的方式,就是借助民间宗教,直接换一个天神。
同样,这也是和朝廷,乃至和整个现有王朝秩序,最彻底的决裂。到这一步,就和天子,还有整个朝廷,进入不死不休的境地了。因为哪怕执政权力,甚至军权,都是可以妥协的,但祭祀权这东西,是没法让步的,只能打到其中一个完蛋为止了。
注:
这地方有个小窍门。
当你看到一个人,不管是古代、近代还是当代人,在批判历代的反叛者时,特别执着于“宗教”,那他要么根本不懂合法性问题,要么就是替旧合法性拥有者辩经的。
在中国这种文化环境里,正常人关注的首先都是人,要指责,也是滥杀无辜或者管理者腐化这种事情。至于合法性认证过程中,这个“天”到底是哪个神,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,战国之后也早就没什么人在乎了。(刘邦自己都能瞎捏一个)
尤其是那些喜欢说“正道”、“邪教”,指责“破坏中华文明”的,基本都是给人辩经的,因为这个套路太古老了,从古代士大夫指责黄巾军,一直用到民国大师指责红军,就没变过……我跟人辩经次数多了,对这种都快条件反射了。
实际上,“换天”才是最中华文明特色的行为,因为只有祭祀权相关理论发展到这一级,整个文明上下的思维方式发展到这一步,才能玩的起来这种操作。别的不说,一神教国家你让他换天,他换得了么?他哪有这本事……
2.0.2.百家的衰亡
太平道虽然也打着黄老旗号,但他其实是非常驳杂的。道家、墨家、儒家、阴阳家的理论,都能在里面找到。因为他其实是上层路线失败之后,百家对政治理想进行的另一次探索。
太平道的合法性叙事,是把原来的“民——天——天子——朝廷”,换成了“民——黄天——大贤良师——地上天国”,而且这个地上天国,其实就是个理想化的汉朝。
(另外这个“大贤良师”的称号也很有意思,他没叫皇帝没叫教主,叫了这个……离题比较远就不赘述了,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思考下)
但这次反抗行动,最后也失败了。而且不仅是太平道,道教其他路线,也都没有成功,最后全都沉寂了。
早期道教的失败,也是诸子百家的落幕。
注1:
诸子百家的产生背景、基本逻辑、最终理想,都是一样的。他们的竞争,更多的是对于实现路线的不同理解。
这里还有个基本概念,就是“百家”的“家”,真正的含义不是儒家墨家那个“家”,是“孔子家学”、“墨子家学”、“庄子家学”这个家。
百家的核心不是学派,而是诸子。学派是后人给的分类,现在常用的划分标准,是汉书里面确定的。但是,一方面,班固那会儿距离春秋战国已经很远了,他的划分也不一定合适;另一方面,诸子的思想也不见得单纯,往往兼有各个大类的特点。也是因为如此,百家从一开始,就是没有明确界线的。
到了汉朝之后,百家之间的区别就更加不明显了。原因也很简单,中国的百家不是宗教,他们是政治哲学。
对宗教文明下的那些教派社团来说,区分彼此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“自己人”识别出来,维持教团的存在。
但百家都是中原的环境下产生的,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“有用”,不是搞教派区分。所以,后学肯定会选取各家里有价值的部分,然后糅合起来,继续发展。
战国到两汉的诸子,都是很聪明也很现实的人。区分的再清晰,经义再纯正,如果理论没用,那就根本没人理你。这些人对维护学说纯正就没什么热情……
比如诸葛亮,他家家学也教五经,但他自己真正专精的是“申韩之学”(申不害、韩非的学说)。后来刘备给刘禅安排学习教材,让他读《汉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商君书》、《申》、《韩》、《管子》。后面那三本就是诸葛亮编注的。
那刘备和诸葛亮到底学的是哪家呢?起码刘备是不在乎的,他还觉得就该学的杂呢……
注2:
说百家争鸣在秦汉大一统时结束,其实也是个伪命题。
首先,百家里主要的“家”在两汉依然存在,而且依然在继续发展。之所以不显眼,那是因为大家更喜欢给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,贴儒墨道之类的标签。到汉朝,学者们的思想已经混杂的很厉害,一般也就不这么归类了。而大多数人是没有时间和精力,细究这些历史细节的,所以就想当然地认为百家突然没了……
其次,百家里消失最多的,反而是在战国当时。因为那会儿竞争很激烈,而大部分“家学”其实延续不了多久。作为中心的学者去世之后,可能很快就直接被其他人吞并,或是遗忘了。相反,能从战国延续到汉朝的,都是些战争年代,大浪淘沙几百年留下的狠人。这些学说没那么容易消失。至于为什么不“争鸣”了……这也是个伪命题。不能说大家在国君面前互相争,就是争;团结起来和国君争,就不是争了。
汉朝后期开始,百家的行动方式已经不是互相辩论,争论谁的路线更合理,而是行动起来,去寻求实现政治理想了。在实践的过程中,各种思想也是相互混杂、相互支撑的。
比如上面说的用天意限制君主,这个虽然是公羊家在提,但其实是墨家原创的东西,早期儒家不是这个思路,甚至还是反对它的。大家觉得它属于公羊家,是因为公羊家是西汉第一大刺头,什么学派的理论和工具都给他用过,而且他用的也最多,所以就显得是儒家的东西了。
太平道,也同样是这种大杂烩。说是道教,但他到底是道家还是儒家主导都是说不清的——实际上可能也没必要说清。
至于如何评价,那就得看什么视角了。在中原人视角看,这肯定是一种进步,说明他们开始亲身去实践,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改进。
但你要从宗教社会视角看,那公羊家显然就是超级修正主义大叛徒,天天扯着上古三代血缘贵族的大旗,去硬炒自己的私货……所以这事儿就看怎么认了。
西汉后期开始的屡次失败,不止是儒家或者道教的失败,而是东周以来,诸子百家共同政治理想的总失败。受到波及的不止是某家某派,而是对整个古典时期,中原文明各种思想总体性的打击。
一直到东汉末年,百家还是很昌盛的。各种家学依然层出不穷,而且多样性很高,很活跃。最大的一支儒家,占比还不到一半。
但到南北朝的时候,这些“百家”已经基本上全没了。
原因就如上文所说,百家的核心,是政治理念和实现路径。虽然属于祭祀权这个范畴,经常围绕合法性进行探讨,但他的本质,不是宗教社会里那种神学和哲学,而是以实用为中心的政治哲学。
而当大家发现,这个理想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的时候,百家本身也就失去存在价值了。
历次尝试,不但没有一个成功的,而且现实也越来越糟糕。
折腾到最后,回头一看,东汉还不如西汉,三国西晋还不如东汉,而十六国时期的乱象能让人怀念晋惠帝……但所有的尝试,不管上层路线还是下层路线,不管是用教化还是暴力推行,结果都是失败的。
到这时候,整个文明的知识分子群体,已经处于弃疗状态了。
而且,文明高度现实化的弱点也体现出来了。从上古到古典时期,中原文明单一强调现世,甚至在构建“彼岸世界”的时候,都是直接照搬现实。
在现实理想崩溃之后,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,也找不到一个超然的、远离世俗的精神世界作为缓冲和寄托。因为几千年的时间里,中原文明在这方面就没什么发展……
结果,这些人就直接跳到类似新教式的,信仰崩塌的状态中去了。因为这时候他的状态,也确实和基督教体系受到重创之后的欧美世界差不多,支撑没了。
佛教在这个阶段快速发展,早期道教也迅速玄学化,开始填补这个神学领域上的空白。但造成的法理损伤,还是长期没法得到恢复。
2.0.3.低法理政权
从东汉后期开始,王朝政府的法理在持续性衰落,已经是个很显然的事件。
董卓、曹操、曹丕的一系列行为,破坏的不仅是天子的神性和禅让神话,也损害了整个合法性授权的体系。
而到晋朝,从登场到灭亡,司马家那些事儿都不止是损害的问题了……王莽算开了口子的话,司马家就是直接砸墙……
王朝合法性过低,不止是面子问题,而是切实影响到了政权的稳定性。也是从西晋开始,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。外臣会造反,外戚会擅权,宗亲会夺位,连亲儿子,只要实力强了,都有互相杀戮的风险。
这种情况下,朝廷内外,几乎都没有信任可言,而且成了各个政权的常态。不止汉人政权在天天内讧,胡人政权也有学有样地天天内讧。汉化了的胡人政权更是天天内讧……
这种权威的丧失,也是没用界限的。因为整个中国文明,采用的都是差不多的授权逻辑,所以不存在只有皇帝丧失权威的情况,连各地的割据势力、豪强、军头,也一样丧失了权威。
经典例子就是唐末。皇帝对节度使没有法理上的权威,那节度使对牙兵也没有。这种权威丧失不会半路停下来的。
统治者当然希望重建权威,如果有可能,重建神性是更好的。但问题是,这东西碎了之后,就修不好了……历代王朝换了各种宗教,但对此都毫无办法。哪怕唐朝这种强大政权,都面临持续不断的内部猜疑和内乱危机。
五代的军阀干脆公开说“天子就是兵强马壮的人当”。不止天的神秘性早就瓦解,天子的尊严和神圣性也荡然无存。到这个份上,原本用来帮助保持稳定的神性授权,已经算是彻底完蛋了。
神性修不好,那就只能从凡世的管理上想办法,找补回来。
——这样的结果,是官僚机构逐渐成熟。权力的相互制约,和更稳定的政治制度,也在不断的失败和探索中建立起来。用官僚组织的约束,作为对神权约束的替代。
另一方面,皇帝也在竭力强化自己的世俗权力。
原本,借助神性授权,皇帝的压力要小很多。但后来,想要维持稳定统治,皇帝就不能只从神圣性入手,而是需要深入官府,亲自动手操作,维持权力的平衡。
——这样的结果,是皇帝的世俗权力越来越集中,越来越远离天,而开始介入朝廷。
这个大阶段,我把它命名成“朝廷为中心”的阶段,因为在这个弱合法性时代里,维持权力的最主要、最有效方式,已经不是靠宣扬神圣性,而是靠朝廷的组织了。
朝廷的首领是谁呢?是“相”。
皇帝试图借助世俗组织的管理增强权威,就必须要加强对朝廷的掌握,也就必须和相权发生争执。
所以,这个阶段里,皇权和相权的争夺,几乎贯穿了收尾。
神性的衰退是不是好事呢?听起来像是更加人文了,更加进步了,但对当时的人来说,完全不是好事。长时间的内乱一点都不是闹着玩的,这个是真的要大规模死人的。
对于其他文明,更不好说是好事坏事。因为中原文明至少能硬挺过来,而其他大部分文明是没这个能力的。遭了一次这种事,可能就直接瓦解完蛋了……
但反过来说,神性衰退带来的刺激,也加速推动了官府权力组织上的发展。中国这种独一无二的成熟政治体系,也是被长期逼出来的,而这个要素的影响恐怕不低。
但再反过来说,政治体系的成熟,皇帝政治权力的扩大,又不一定是好事。为了弥补弱合法性,而变得过于强势的皇权,实际上已经畸形了。对中国文明整体的发展,阻碍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。
所以,一件事到底是好是坏,往往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的。尤其这种大事,必然非常复杂而且牵扯众多。把某个因素单独拉出来,批判一番或者鼓吹一番,其实没有必要。
皇帝好不好,百家好不好,这些……平时吹水说着玩没啥问题,反正别当真就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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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天的神性快速消退,天子的神性也在跟着丧失。长达千年的时间里,低合法性王朝对此无能为力,只能从其他方向找办法弥补。
2.0级:
合法性的继续丧失,与低法理政权的勉力维持
标志:对天本身的否定,对天和天子神圣性的彻底破坏
例子:两晋南北朝,五代,等等
因为范围很宽,所以还可以细分
2.0.1:“换天”
从1.1级开始,对王朝的不满,和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就越来越强烈。当王朝无法证明,自己符合第一级中的“民——天——天子——朝廷”授权方式时,就会受到抨击。
西汉时期,士大夫就开始借助谶讳,打击其中的“天授权天子”这一环节,以此威胁皇帝,不要过于放飞自我。按照这个理论,如果天子水平不行,上天就会换人。公羊家所说的“革命”,也就是改换天命,就是针对的这一步。
而新莽政权之后,大家发现,通过接受禅让更换有德的君主,这套也没什么用。所以这种话术已经没有太大说服力了。
战国到西汉,很多人是真相信禅让能解决问题的,但东汉之后,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走个形式,本身什么用都没有。
而且,另一方面,皇帝也开始大力宣传有利于自己的谶讳,借此宣称,上天还在不断发证明,保证授权还在继续,以此弥补自己合法性的缺失。
到这个时候,通过在上层进行换人,来实现改变,这条路应该是走不通了。所以,当王朝的统治恶化到难以忍受时,士大夫转而寻求向下发展,也就是这个阶段的典型——太平道的出现。
太平道的理论比西汉时更激进。他的思路是,既然皇帝开始用谶讳强化天——天子关系,那我就不针对这里了,我直接针对天。与其在上层相互妥协,在天的框架下换天子,不如直接组织民众,连着这个天一起掀了算了。
太平道和黄巾军的影响非常重大。他们创造了农民起义在组织上的历史记录,一直到近现代才被打破。而且,他们还开启了法理上的先河,成了中国之后几乎所有下层起义,通用的模板。
可以看到,认真一点的农民起义里,几乎都有宗教的存在。因为“天”作为合法性来源,在一切政权里都是不可或缺的,农民军要形成组织当然也需要。而建立新的合法性、取代朝廷的合法性,最简单的方式,就是借助民间宗教,直接换一个天神。
同样,这也是和朝廷,乃至和整个现有王朝秩序,最彻底的决裂。到这一步,就和天子,还有整个朝廷,进入不死不休的境地了。因为哪怕执政权力,甚至军权,都是可以妥协的,但祭祀权这东西,是没法让步的,只能打到其中一个完蛋为止了。
注:
这地方有个小窍门。
当你看到一个人,不管是古代、近代还是当代人,在批判历代的反叛者时,特别执着于“宗教”,那他要么根本不懂合法性问题,要么就是替旧合法性拥有者辩经的。
在中国这种文化环境里,正常人关注的首先都是人,要指责,也是滥杀无辜或者管理者腐化这种事情。至于合法性认证过程中,这个“天”到底是哪个神,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,战国之后也早就没什么人在乎了。(刘邦自己都能瞎捏一个)
尤其是那些喜欢说“正道”、“邪教”,指责“破坏中华文明”的,基本都是给人辩经的,因为这个套路太古老了,从古代士大夫指责黄巾军,一直用到民国大师指责红军,就没变过……我跟人辩经次数多了,对这种都快条件反射了。
实际上,“换天”才是最中华文明特色的行为,因为只有祭祀权相关理论发展到这一级,整个文明上下的思维方式发展到这一步,才能玩的起来这种操作。别的不说,一神教国家你让他换天,他换得了么?他哪有这本事……
2.0.2.百家的衰亡
太平道虽然也打着黄老旗号,但他其实是非常驳杂的。道家、墨家、儒家、阴阳家的理论,都能在里面找到。因为他其实是上层路线失败之后,百家对政治理想进行的另一次探索。
太平道的合法性叙事,是把原来的“民——天——天子——朝廷”,换成了“民——黄天——大贤良师——地上天国”,而且这个地上天国,其实就是个理想化的汉朝。
(另外这个“大贤良师”的称号也很有意思,他没叫皇帝没叫教主,叫了这个……离题比较远就不赘述了,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思考下)
但这次反抗行动,最后也失败了。而且不仅是太平道,道教其他路线,也都没有成功,最后全都沉寂了。
早期道教的失败,也是诸子百家的落幕。
注1:
诸子百家的产生背景、基本逻辑、最终理想,都是一样的。他们的竞争,更多的是对于实现路线的不同理解。
这里还有个基本概念,就是“百家”的“家”,真正的含义不是儒家墨家那个“家”,是“孔子家学”、“墨子家学”、“庄子家学”这个家。
百家的核心不是学派,而是诸子。学派是后人给的分类,现在常用的划分标准,是汉书里面确定的。但是,一方面,班固那会儿距离春秋战国已经很远了,他的划分也不一定合适;另一方面,诸子的思想也不见得单纯,往往兼有各个大类的特点。也是因为如此,百家从一开始,就是没有明确界线的。
到了汉朝之后,百家之间的区别就更加不明显了。原因也很简单,中国的百家不是宗教,他们是政治哲学。
对宗教文明下的那些教派社团来说,区分彼此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“自己人”识别出来,维持教团的存在。
但百家都是中原的环境下产生的,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“有用”,不是搞教派区分。所以,后学肯定会选取各家里有价值的部分,然后糅合起来,继续发展。
战国到两汉的诸子,都是很聪明也很现实的人。区分的再清晰,经义再纯正,如果理论没用,那就根本没人理你。这些人对维护学说纯正就没什么热情……
比如诸葛亮,他家家学也教五经,但他自己真正专精的是“申韩之学”(申不害、韩非的学说)。后来刘备给刘禅安排学习教材,让他读《汉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六韬》、《商君书》、《申》、《韩》、《管子》。后面那三本就是诸葛亮编注的。
那刘备和诸葛亮到底学的是哪家呢?起码刘备是不在乎的,他还觉得就该学的杂呢……
注2:
说百家争鸣在秦汉大一统时结束,其实也是个伪命题。
首先,百家里主要的“家”在两汉依然存在,而且依然在继续发展。之所以不显眼,那是因为大家更喜欢给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,贴儒墨道之类的标签。到汉朝,学者们的思想已经混杂的很厉害,一般也就不这么归类了。而大多数人是没有时间和精力,细究这些历史细节的,所以就想当然地认为百家突然没了……
其次,百家里消失最多的,反而是在战国当时。因为那会儿竞争很激烈,而大部分“家学”其实延续不了多久。作为中心的学者去世之后,可能很快就直接被其他人吞并,或是遗忘了。相反,能从战国延续到汉朝的,都是些战争年代,大浪淘沙几百年留下的狠人。这些学说没那么容易消失。至于为什么不“争鸣”了……这也是个伪命题。不能说大家在国君面前互相争,就是争;团结起来和国君争,就不是争了。
汉朝后期开始,百家的行动方式已经不是互相辩论,争论谁的路线更合理,而是行动起来,去寻求实现政治理想了。在实践的过程中,各种思想也是相互混杂、相互支撑的。
比如上面说的用天意限制君主,这个虽然是公羊家在提,但其实是墨家原创的东西,早期儒家不是这个思路,甚至还是反对它的。大家觉得它属于公羊家,是因为公羊家是西汉第一大刺头,什么学派的理论和工具都给他用过,而且他用的也最多,所以就显得是儒家的东西了。
太平道,也同样是这种大杂烩。说是道教,但他到底是道家还是儒家主导都是说不清的——实际上可能也没必要说清。
至于如何评价,那就得看什么视角了。在中原人视角看,这肯定是一种进步,说明他们开始亲身去实践,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改进。
但你要从宗教社会视角看,那公羊家显然就是超级修正主义大叛徒,天天扯着上古三代血缘贵族的大旗,去硬炒自己的私货……所以这事儿就看怎么认了。
西汉后期开始的屡次失败,不止是儒家或者道教的失败,而是东周以来,诸子百家共同政治理想的总失败。受到波及的不止是某家某派,而是对整个古典时期,中原文明各种思想总体性的打击。
一直到东汉末年,百家还是很昌盛的。各种家学依然层出不穷,而且多样性很高,很活跃。最大的一支儒家,占比还不到一半。
但到南北朝的时候,这些“百家”已经基本上全没了。
原因就如上文所说,百家的核心,是政治理念和实现路径。虽然属于祭祀权这个范畴,经常围绕合法性进行探讨,但他的本质,不是宗教社会里那种神学和哲学,而是以实用为中心的政治哲学。
而当大家发现,这个理想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的时候,百家本身也就失去存在价值了。
历次尝试,不但没有一个成功的,而且现实也越来越糟糕。
折腾到最后,回头一看,东汉还不如西汉,三国西晋还不如东汉,而十六国时期的乱象能让人怀念晋惠帝……但所有的尝试,不管上层路线还是下层路线,不管是用教化还是暴力推行,结果都是失败的。
到这时候,整个文明的知识分子群体,已经处于弃疗状态了。
而且,文明高度现实化的弱点也体现出来了。从上古到古典时期,中原文明单一强调现世,甚至在构建“彼岸世界”的时候,都是直接照搬现实。
在现实理想崩溃之后,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,也找不到一个超然的、远离世俗的精神世界作为缓冲和寄托。因为几千年的时间里,中原文明在这方面就没什么发展……
结果,这些人就直接跳到类似新教式的,信仰崩塌的状态中去了。因为这时候他的状态,也确实和基督教体系受到重创之后的欧美世界差不多,支撑没了。
佛教在这个阶段快速发展,早期道教也迅速玄学化,开始填补这个神学领域上的空白。但造成的法理损伤,还是长期没法得到恢复。
2.0.3.低法理政权
从东汉后期开始,王朝政府的法理在持续性衰落,已经是个很显然的事件。
董卓、曹操、曹丕的一系列行为,破坏的不仅是天子的神性和禅让神话,也损害了整个合法性授权的体系。
而到晋朝,从登场到灭亡,司马家那些事儿都不止是损害的问题了……王莽算开了口子的话,司马家就是直接砸墙……
王朝合法性过低,不止是面子问题,而是切实影响到了政权的稳定性。也是从西晋开始,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。外臣会造反,外戚会擅权,宗亲会夺位,连亲儿子,只要实力强了,都有互相杀戮的风险。
这种情况下,朝廷内外,几乎都没有信任可言,而且成了各个政权的常态。不止汉人政权在天天内讧,胡人政权也有学有样地天天内讧。汉化了的胡人政权更是天天内讧……
这种权威的丧失,也是没用界限的。因为整个中国文明,采用的都是差不多的授权逻辑,所以不存在只有皇帝丧失权威的情况,连各地的割据势力、豪强、军头,也一样丧失了权威。
经典例子就是唐末。皇帝对节度使没有法理上的权威,那节度使对牙兵也没有。这种权威丧失不会半路停下来的。
统治者当然希望重建权威,如果有可能,重建神性是更好的。但问题是,这东西碎了之后,就修不好了……历代王朝换了各种宗教,但对此都毫无办法。哪怕唐朝这种强大政权,都面临持续不断的内部猜疑和内乱危机。
五代的军阀干脆公开说“天子就是兵强马壮的人当”。不止天的神秘性早就瓦解,天子的尊严和神圣性也荡然无存。到这个份上,原本用来帮助保持稳定的神性授权,已经算是彻底完蛋了。
神性修不好,那就只能从凡世的管理上想办法,找补回来。
——这样的结果,是官僚机构逐渐成熟。权力的相互制约,和更稳定的政治制度,也在不断的失败和探索中建立起来。用官僚组织的约束,作为对神权约束的替代。
另一方面,皇帝也在竭力强化自己的世俗权力。
原本,借助神性授权,皇帝的压力要小很多。但后来,想要维持稳定统治,皇帝就不能只从神圣性入手,而是需要深入官府,亲自动手操作,维持权力的平衡。
——这样的结果,是皇帝的世俗权力越来越集中,越来越远离天,而开始介入朝廷。
这个大阶段,我把它命名成“朝廷为中心”的阶段,因为在这个弱合法性时代里,维持权力的最主要、最有效方式,已经不是靠宣扬神圣性,而是靠朝廷的组织了。
朝廷的首领是谁呢?是“相”。
皇帝试图借助世俗组织的管理增强权威,就必须要加强对朝廷的掌握,也就必须和相权发生争执。
所以,这个阶段里,皇权和相权的争夺,几乎贯穿了收尾。
神性的衰退是不是好事呢?听起来像是更加人文了,更加进步了,但对当时的人来说,完全不是好事。长时间的内乱一点都不是闹着玩的,这个是真的要大规模死人的。
对于其他文明,更不好说是好事坏事。因为中原文明至少能硬挺过来,而其他大部分文明是没这个能力的。遭了一次这种事,可能就直接瓦解完蛋了……
但反过来说,神性衰退带来的刺激,也加速推动了官府权力组织上的发展。中国这种独一无二的成熟政治体系,也是被长期逼出来的,而这个要素的影响恐怕不低。
但再反过来说,政治体系的成熟,皇帝政治权力的扩大,又不一定是好事。为了弥补弱合法性,而变得过于强势的皇权,实际上已经畸形了。对中国文明整体的发展,阻碍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。
所以,一件事到底是好是坏,往往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的。尤其这种大事,必然非常复杂而且牵扯众多。把某个因素单独拉出来,批判一番或者鼓吹一番,其实没有必要。
皇帝好不好,百家好不好,这些……平时吹水说着玩没啥问题,反正别当真就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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