偶然与必然
如果把近代的各种事件,都捋一下的话,那近代的这种趋势,其实不是因为中国“突然落后”,而是英国“突然发达”。
这个突然,不是说单独对比中国时很突然。因为哪怕在欧洲,它也非常突然。
甚至,这个事件对于欧洲的改变,比中国还大得多。它彻底改变了欧陆的力量对比,让第二个千年以来,基本一直位居欧洲第一的法国失去了称霸希望,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。也让欧洲在这二百年间,始终无法更进一步地整合,至今依然是碎一地,进度甚至不如近代。
除了生产力方面,在思想领域,也充满了种种想当然的猜测。
比如很流行的“中国自古以来就专制,所以思想愚昧”,这个逻辑就有很大问题。因为欧洲的启蒙思想恰恰就发生在最专制的法国,而不是贵族共和的国家。启蒙思想出现的时候,也是法国处于专制王权正在强化、达到欧洲巅峰的时候。
如果这个逻辑成立,那启蒙运动就不可能出现在髪国,甚至也不可能出现在贵族力量更强的英国,出现在波兰还差不多。
另一方面,资本主义、工业之类的要素,和这一套思想变化,也不见得有必然关系。
现在推崇的“西方价值观”,往往挂着英美的牌子,但其中的主要理论,尤其是中国人喜欢的那些价值观,大部分都来自法国,而不是当时最发达的英国。
而现实是,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当缓慢。资产阶级直到1850年代才算成形,工业化也是拿破仑三世任内完成的。启蒙思潮总不至于被100年之后才成形的人群影响。
大革命和之后的法国政权,逐渐破除了封建制度,但小农经济依然占据着主要地位。大量自耕农,和依靠村社公共土地生存的无地、少地农民,构成了法国人口的主体。同时这些农民也大量参军,构成了军队的主体。
英国工业的发展,依靠的是圈地带来的巨额资金和近乎不要钱的劳动力,但法国没法效仿这个操作,否则国家恐怕都维持不下去。
但早期工业的环境相当恶劣,工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中世纪农民。不采用其他手段,农民是不会乐意主动去工厂的。法国无法使用英国的操作,就导致工厂缺乏劳动力。而且,因为工厂成本太高,利润下降,对资金缺乏吸引力,导致财富流向其他领域,而不是实体工业,更加减缓了工业的发展。
而这个“学不来英国”的现象,不止法国有,其他很多欧洲国家也一样存在。
同样,如果把中国丢到欧洲,清朝也是基督教文化,也是本民族统治,就能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上,胜过英国么?这个可以参考法国。因为欧洲国家里和中国最相近的就是法国了,而他面对的情况,和清朝江南是颇为相似的。
中国的自耕农比例,比法国高一些,单看江南地区,差距则不大。
清朝江南的自耕农比例,一般占农村人口的大约百分之三十到四十,占有全部耕地的约三分之一,地主的比例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。(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要更高)(《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》)
到民国时期,根据湖南大经师的调查,当地农民占有的土地还有百分之三十。(《寻乌调查》)
相应地,在19世纪上半页,法国的小农和以下的农民,占有全国耕地的32.5%,人口比例占土地所有者的89.3%。剩下的将近十分之一,则是中、大土地所有者。法国农民和地主拥有的土地面积更大,但比例和江南是差不太多的。(《对19世纪法国小农经济的历史认识》)
19世纪初,清朝江南地区的城镇人口比例,大约是23.1%,而1846年法国是24.4%。(《明清江南城镇——基于空间观点的整体研究》)
所以这会儿,可以把法国叫西欧小大清……
因此,我们上面的问题也可以回答,那就是不能。因为哪怕对于欧洲国家来说,英国都是个例外。
民主啊,自由啊,理性啊什么的,影响当然是有的,但它对于工业的意义,乃至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,显然远远算不上重要(有时候甚至还是反面因素)。
通俗论述里,特别喜欢把整个西欧糅为一体,甚至把整个“西方”糅为一体,造成一种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同步发展的假象,实际上却不见得是这样的。
当时突然爆发的生产力和工业革命,与这些哲学观点和政治理论,并不存在严格的关联。不是说有了“西方价值观”、“西方思维”,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。
这些要素在当时,甚至和军事力量都没有太大关系——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个典型的农业国,而且是个小农国家,但它依然能把一堆欧洲国家按着打。
而后来,法国走向共和的过程,也和中国几乎是一个模式。一开始有大量的君主支持者,形成了一度强势的君主派和立//宪派,但当君主反复证明,自己无法代表本国利益的时候,人们就渐渐放弃了君主作为合法性授权一部分的模式。
(前面合法性部分介绍过。法国人开辟了民族整体给政府授权的模式,而国王/皇帝即使反复论证自己是民族的代言人,也无法避免地越来越多余。中国走不了立//宪道路其实也是这个原因。)
更深入来说,“启蒙”时代本身,原文也不是“启蒙”,那个词的意思是“光明”。既然叫光明,那就有对应的黑暗。而这个黑暗,就是当时人理解的中世纪,教会的那套以神为中心的理论。
为了对付这个敌人,启蒙思想家倡导以人为核心,以人自己的思想取代盲目的信仰。一系列的概念,比如自由,理性等等,都是围绕这个大目标衍生出来的。
在这个过程中,大部分启蒙思想家都只是在宗教与道德领域进行哲学思考,试图反对基督教的权威。哪怕后期出现了由此而生的社会运动,启蒙思想家们也不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,并没有通俗叙事里那么“进步”,要去推动民主、共和。
很多人的政治观点,都未必有黄宗羲、顾炎武激进,而活到了大革命时代的启蒙作家,甚至纷纷投向保守派,反对革命。以至于现代有个观点,认为启蒙运动引发革命,是后来的革命者硬给自己找了个思想前辈。
因此,启蒙思想的推动作用是存在的,但也是是间接的。这种影响的方式,欧洲学者已经研究的比较深入了。但问题是,这些作用效果,并不是法国相对于中国的“特色”。
比如启蒙思想家们最大的目标,用人代替神作为核心。“自由意志”和“理性”这些概念,其实就是针对宗教的概念,用来反对基督教的“神性是善,人性是恶,所以要有道德,要向善,就要遵从神性”那套说法的。
这个语境里的自由意志,是人免于被神束缚的自由;理性则是人脱离神之后,依然保持“善”的工具或者说方式。至于这个自由意志是不是要有选举自由,理性是不是要和科学绑定,都是另一层面的内容了,很多都是后世加进来的,甚至不一定合乎当时人的意思。
但这些理念,在中国,都是几千年前就完成的了……
脱离神这方面,中原文明成功的非常早,早到大家经常忽视这个区别了。所以现在说中原文明的人没有自由意志,其实是个很冷的笑话……实践上,其实也是这样。法国在启蒙时代的一个重要变化,是脱离教会的、公众舆论的形成。在启蒙思想家们的努力下,人们开始用世俗的眼光,评价统治者和政权的得失,以此来进行褒贬,判断其合法性,而不是只看他是不是虔诚。
另一方面,民间讨论政治的热潮,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,原本和众人无关的事情,越来越被人关注,最后形成了“公众舆论”这个新鲜概念。这也是现代学者认为的、启蒙时代的重要贡献。
但这俩一样是非常“古老”的东西,属于春秋时期就有的现象了。
所以,说中国缺乏了某种启蒙的要素,显然也是不正确的。
在社会方面,明朝后期开始,中国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。我们上文列举的清朝江南和19世纪法国的近似性,就可以作为一个例子。
和之前的时代相比,明清江南(以下特指明朝中后期开始)明显出现了自耕农比例减少的现象。在此之前,哪怕“不抑兼并”的宋朝,在末年之前,自耕农的人口比例和占据土地的面积都是双双过半的(低于这个比例基本上就等造反了)。而明清江南这个数据,是个比较“新”的现象。
但这种情况并不单纯是聚敛加剧,因为这个时候,大地主的数量依然很少,顶级大地主的数量和占有的土地面积,相比之前反而是下降的。中小地主在这一时期,才是主流角色。
同时,这时候,“田皮”、“田骨”的概念开始流行(大致是田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,不过实际还是挺复杂的,一两段讲不完,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相关专著),意味着大量原本的公共地产(比如族田、学田等)加入了流动,而土地的拥有者和实际获利者,也不能再只看所属关系了。
(公共和集体产业在中国这边,比例相当大。按湖南大经师的统计,当时40%的土地都是这种公共土地,比地主(30%)和农民(30%)都高)
这种商品化、专业化的发展趋势,在当时是十分明显的。这一点之前纺织业那段也说过。
由于生产效率提高,粮食净产出增加,养活的人口也增加了。而这些过剩的人口,促进了手工业的快速发展。手工业的繁荣又开拓了更多的市场,日益激烈的竞争也逼迫业主进行改革和升级。
曾经的观点是,中国自古追求多子多福,没有控制意识,越富裕的地方,人口增长越快,导致财富无法积累,没有资金来提升技术水平。同时,总生产力的增长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,让所有人都陷入极端贫困,而贫困又降低了人工成本,导致手工业主没有动力来提升技术水平。
这个论证的结果,又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停滞论,认为中国这边没有发展的前途,只能无限地在人口升降这个圈里原地打转。
但这套论述里,几乎每个环节都有问题。
按照现代资料,富裕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反而更慢。清朝江南的人口增长速度,就不如同时期的华北。江南核心区域,作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,人口增长率也是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最低的。
这个规律也不限于某个民族。对旗人的研究发现,宗室成员控制人口的意愿比关外旗人农民更强,实际增长率也明显低于更贫困的关外旗人。(《控制增长,以保富裕——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》、《帝国晚期中国的历史人口学》)
此外,通过对比,现代学者发现,至少在1700~1850年间,中国人口增长率,与西北欧和英国相比,并没有明显的区别(《近代中国人口与资源之比较研究》)。
过去的理论认为,清朝人口过快增长,导致人口过密,使得中国进入“有增长而无发展”的境地。这一理论在上世纪后半页很流行,以至于被人们不假思索地引用,形成了各种“内卷”理论。
但从历史事实看,人口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。甚至整个中国古代,人口压力与周期律之间,大概率也是没有关系的。
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少,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找找看。其实这些研究者们经常吐槽诸如“近代性”、人口过剩之类的神话。从90年代开始,这些理论就不断受到质疑,到现在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,只不过和主流思路冲突,所以在民间不怎么流行。
湖南大经师当年反驳过美国人的观点,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不切实际,历代的革命与人口并没有必然关联,还笑他们不懂历史。
这个事情在后来成了他的“黑点”,认为这是他自己不懂历史、不尊重科学的案例。
不过从现在的研究看,恐怕还是马尔萨斯不懂历史……
当然,更大的可能是,马尔萨斯的“世界”,就不是中国的“世界”。
中原文明本土体系自主发展,路径必然不可能是英式的(反过来也一样)。如上文所说,它会逐渐积累,逐渐发展。
当农业生产效率足够高,就能养活更多人口,产生更多的“过剩”生产力。这些会推动工商业的发展,走向更进一步的“近代化”。
但同时,这些变化也冲击着旧有的组织方式、生活方式,与传统王朝模式越来越不兼容。到这一步,一般认为就到了变革的边缘了。(《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》)
发展到清朝中期,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,其实就是清朝自己了。
我们之前也论述过,清朝是君主制最后也是最彻底的一次努力。然而即使洋人还没来,清朝的统治已经出现了危机。思想管制的效果远没有后人想的那么严重(他连弱势的平民女性都管不住……),种种迹象已经显示出严重的统治危机。
只要这个趋势产生,就是无法阻挡的。按后世学者的研究,直到1791年,君主制和国王在法国人心目中依然有着相当好的形象,然而不久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,国王也在1793年初被处决。看起来是突然事件,但种种影响因素都并不突然,所以才导致了矛盾瞬间的爆发。在中国,这种事情就更加简单了。
即使没有“西方价值观”、“西方思维”,当生产力发展到这个地步,终结君主制和王朝社会,走向近代化,也是必然的。
(其实当初我写这本书,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……
当然,这几年下来,我自己也学到不少东西,当初的想法,有些现在看也不见得合适。)
那中国本土体系,到底缺了什么呢?
我个人想法,是缺时间。
自主发展会减少一些毛病,消除水土不服带来的隐患。它比英国方式要更稳健,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副作用。但这个方式也需要很长时间,可能一百年,可能三百年。而当时最大的问题,是时间不够了。
很难说英国人到底为什么能发展起来,但不管再怎么假设,他们就是出现了,大家就是需要个办法应对这个突发事件。这种环境下,也没有其他办法。
这可能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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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突然,不是说单独对比中国时很突然。因为哪怕在欧洲,它也非常突然。
甚至,这个事件对于欧洲的改变,比中国还大得多。它彻底改变了欧陆的力量对比,让第二个千年以来,基本一直位居欧洲第一的法国失去了称霸希望,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。也让欧洲在这二百年间,始终无法更进一步地整合,至今依然是碎一地,进度甚至不如近代。
除了生产力方面,在思想领域,也充满了种种想当然的猜测。
比如很流行的“中国自古以来就专制,所以思想愚昧”,这个逻辑就有很大问题。因为欧洲的启蒙思想恰恰就发生在最专制的法国,而不是贵族共和的国家。启蒙思想出现的时候,也是法国处于专制王权正在强化、达到欧洲巅峰的时候。
如果这个逻辑成立,那启蒙运动就不可能出现在髪国,甚至也不可能出现在贵族力量更强的英国,出现在波兰还差不多。
另一方面,资本主义、工业之类的要素,和这一套思想变化,也不见得有必然关系。
现在推崇的“西方价值观”,往往挂着英美的牌子,但其中的主要理论,尤其是中国人喜欢的那些价值观,大部分都来自法国,而不是当时最发达的英国。
而现实是,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当缓慢。资产阶级直到1850年代才算成形,工业化也是拿破仑三世任内完成的。启蒙思潮总不至于被100年之后才成形的人群影响。
大革命和之后的法国政权,逐渐破除了封建制度,但小农经济依然占据着主要地位。大量自耕农,和依靠村社公共土地生存的无地、少地农民,构成了法国人口的主体。同时这些农民也大量参军,构成了军队的主体。
英国工业的发展,依靠的是圈地带来的巨额资金和近乎不要钱的劳动力,但法国没法效仿这个操作,否则国家恐怕都维持不下去。
但早期工业的环境相当恶劣,工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中世纪农民。不采用其他手段,农民是不会乐意主动去工厂的。法国无法使用英国的操作,就导致工厂缺乏劳动力。而且,因为工厂成本太高,利润下降,对资金缺乏吸引力,导致财富流向其他领域,而不是实体工业,更加减缓了工业的发展。
而这个“学不来英国”的现象,不止法国有,其他很多欧洲国家也一样存在。
同样,如果把中国丢到欧洲,清朝也是基督教文化,也是本民族统治,就能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上,胜过英国么?这个可以参考法国。因为欧洲国家里和中国最相近的就是法国了,而他面对的情况,和清朝江南是颇为相似的。
中国的自耕农比例,比法国高一些,单看江南地区,差距则不大。
清朝江南的自耕农比例,一般占农村人口的大约百分之三十到四十,占有全部耕地的约三分之一,地主的比例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。(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要更高)(《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》)
到民国时期,根据湖南大经师的调查,当地农民占有的土地还有百分之三十。(《寻乌调查》)
相应地,在19世纪上半页,法国的小农和以下的农民,占有全国耕地的32.5%,人口比例占土地所有者的89.3%。剩下的将近十分之一,则是中、大土地所有者。法国农民和地主拥有的土地面积更大,但比例和江南是差不太多的。(《对19世纪法国小农经济的历史认识》)
19世纪初,清朝江南地区的城镇人口比例,大约是23.1%,而1846年法国是24.4%。(《明清江南城镇——基于空间观点的整体研究》)
所以这会儿,可以把法国叫西欧小大清……
因此,我们上面的问题也可以回答,那就是不能。因为哪怕对于欧洲国家来说,英国都是个例外。
民主啊,自由啊,理性啊什么的,影响当然是有的,但它对于工业的意义,乃至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,显然远远算不上重要(有时候甚至还是反面因素)。
通俗论述里,特别喜欢把整个西欧糅为一体,甚至把整个“西方”糅为一体,造成一种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同步发展的假象,实际上却不见得是这样的。
当时突然爆发的生产力和工业革命,与这些哲学观点和政治理论,并不存在严格的关联。不是说有了“西方价值观”、“西方思维”,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。
这些要素在当时,甚至和军事力量都没有太大关系——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个典型的农业国,而且是个小农国家,但它依然能把一堆欧洲国家按着打。
而后来,法国走向共和的过程,也和中国几乎是一个模式。一开始有大量的君主支持者,形成了一度强势的君主派和立//宪派,但当君主反复证明,自己无法代表本国利益的时候,人们就渐渐放弃了君主作为合法性授权一部分的模式。
(前面合法性部分介绍过。法国人开辟了民族整体给政府授权的模式,而国王/皇帝即使反复论证自己是民族的代言人,也无法避免地越来越多余。中国走不了立//宪道路其实也是这个原因。)
更深入来说,“启蒙”时代本身,原文也不是“启蒙”,那个词的意思是“光明”。既然叫光明,那就有对应的黑暗。而这个黑暗,就是当时人理解的中世纪,教会的那套以神为中心的理论。
为了对付这个敌人,启蒙思想家倡导以人为核心,以人自己的思想取代盲目的信仰。一系列的概念,比如自由,理性等等,都是围绕这个大目标衍生出来的。
在这个过程中,大部分启蒙思想家都只是在宗教与道德领域进行哲学思考,试图反对基督教的权威。哪怕后期出现了由此而生的社会运动,启蒙思想家们也不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,并没有通俗叙事里那么“进步”,要去推动民主、共和。
很多人的政治观点,都未必有黄宗羲、顾炎武激进,而活到了大革命时代的启蒙作家,甚至纷纷投向保守派,反对革命。以至于现代有个观点,认为启蒙运动引发革命,是后来的革命者硬给自己找了个思想前辈。
因此,启蒙思想的推动作用是存在的,但也是是间接的。这种影响的方式,欧洲学者已经研究的比较深入了。但问题是,这些作用效果,并不是法国相对于中国的“特色”。
比如启蒙思想家们最大的目标,用人代替神作为核心。“自由意志”和“理性”这些概念,其实就是针对宗教的概念,用来反对基督教的“神性是善,人性是恶,所以要有道德,要向善,就要遵从神性”那套说法的。
这个语境里的自由意志,是人免于被神束缚的自由;理性则是人脱离神之后,依然保持“善”的工具或者说方式。至于这个自由意志是不是要有选举自由,理性是不是要和科学绑定,都是另一层面的内容了,很多都是后世加进来的,甚至不一定合乎当时人的意思。
但这些理念,在中国,都是几千年前就完成的了……
脱离神这方面,中原文明成功的非常早,早到大家经常忽视这个区别了。所以现在说中原文明的人没有自由意志,其实是个很冷的笑话……实践上,其实也是这样。法国在启蒙时代的一个重要变化,是脱离教会的、公众舆论的形成。在启蒙思想家们的努力下,人们开始用世俗的眼光,评价统治者和政权的得失,以此来进行褒贬,判断其合法性,而不是只看他是不是虔诚。
另一方面,民间讨论政治的热潮,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,原本和众人无关的事情,越来越被人关注,最后形成了“公众舆论”这个新鲜概念。这也是现代学者认为的、启蒙时代的重要贡献。
但这俩一样是非常“古老”的东西,属于春秋时期就有的现象了。
所以,说中国缺乏了某种启蒙的要素,显然也是不正确的。
在社会方面,明朝后期开始,中国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。我们上文列举的清朝江南和19世纪法国的近似性,就可以作为一个例子。
和之前的时代相比,明清江南(以下特指明朝中后期开始)明显出现了自耕农比例减少的现象。在此之前,哪怕“不抑兼并”的宋朝,在末年之前,自耕农的人口比例和占据土地的面积都是双双过半的(低于这个比例基本上就等造反了)。而明清江南这个数据,是个比较“新”的现象。
但这种情况并不单纯是聚敛加剧,因为这个时候,大地主的数量依然很少,顶级大地主的数量和占有的土地面积,相比之前反而是下降的。中小地主在这一时期,才是主流角色。
同时,这时候,“田皮”、“田骨”的概念开始流行(大致是田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,不过实际还是挺复杂的,一两段讲不完,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相关专著),意味着大量原本的公共地产(比如族田、学田等)加入了流动,而土地的拥有者和实际获利者,也不能再只看所属关系了。
(公共和集体产业在中国这边,比例相当大。按湖南大经师的统计,当时40%的土地都是这种公共土地,比地主(30%)和农民(30%)都高)
这种商品化、专业化的发展趋势,在当时是十分明显的。这一点之前纺织业那段也说过。
由于生产效率提高,粮食净产出增加,养活的人口也增加了。而这些过剩的人口,促进了手工业的快速发展。手工业的繁荣又开拓了更多的市场,日益激烈的竞争也逼迫业主进行改革和升级。
曾经的观点是,中国自古追求多子多福,没有控制意识,越富裕的地方,人口增长越快,导致财富无法积累,没有资金来提升技术水平。同时,总生产力的增长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,让所有人都陷入极端贫困,而贫困又降低了人工成本,导致手工业主没有动力来提升技术水平。
这个论证的结果,又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停滞论,认为中国这边没有发展的前途,只能无限地在人口升降这个圈里原地打转。
但这套论述里,几乎每个环节都有问题。
按照现代资料,富裕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反而更慢。清朝江南的人口增长速度,就不如同时期的华北。江南核心区域,作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,人口增长率也是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最低的。
这个规律也不限于某个民族。对旗人的研究发现,宗室成员控制人口的意愿比关外旗人农民更强,实际增长率也明显低于更贫困的关外旗人。(《控制增长,以保富裕——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》、《帝国晚期中国的历史人口学》)
此外,通过对比,现代学者发现,至少在1700~1850年间,中国人口增长率,与西北欧和英国相比,并没有明显的区别(《近代中国人口与资源之比较研究》)。
过去的理论认为,清朝人口过快增长,导致人口过密,使得中国进入“有增长而无发展”的境地。这一理论在上世纪后半页很流行,以至于被人们不假思索地引用,形成了各种“内卷”理论。
但从历史事实看,人口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。甚至整个中国古代,人口压力与周期律之间,大概率也是没有关系的。
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少,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找找看。其实这些研究者们经常吐槽诸如“近代性”、人口过剩之类的神话。从90年代开始,这些理论就不断受到质疑,到现在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,只不过和主流思路冲突,所以在民间不怎么流行。
湖南大经师当年反驳过美国人的观点,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不切实际,历代的革命与人口并没有必然关联,还笑他们不懂历史。
这个事情在后来成了他的“黑点”,认为这是他自己不懂历史、不尊重科学的案例。
不过从现在的研究看,恐怕还是马尔萨斯不懂历史……
当然,更大的可能是,马尔萨斯的“世界”,就不是中国的“世界”。
中原文明本土体系自主发展,路径必然不可能是英式的(反过来也一样)。如上文所说,它会逐渐积累,逐渐发展。
当农业生产效率足够高,就能养活更多人口,产生更多的“过剩”生产力。这些会推动工商业的发展,走向更进一步的“近代化”。
但同时,这些变化也冲击着旧有的组织方式、生活方式,与传统王朝模式越来越不兼容。到这一步,一般认为就到了变革的边缘了。(《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》)
发展到清朝中期,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,其实就是清朝自己了。
我们之前也论述过,清朝是君主制最后也是最彻底的一次努力。然而即使洋人还没来,清朝的统治已经出现了危机。思想管制的效果远没有后人想的那么严重(他连弱势的平民女性都管不住……),种种迹象已经显示出严重的统治危机。
只要这个趋势产生,就是无法阻挡的。按后世学者的研究,直到1791年,君主制和国王在法国人心目中依然有着相当好的形象,然而不久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,国王也在1793年初被处决。看起来是突然事件,但种种影响因素都并不突然,所以才导致了矛盾瞬间的爆发。在中国,这种事情就更加简单了。
即使没有“西方价值观”、“西方思维”,当生产力发展到这个地步,终结君主制和王朝社会,走向近代化,也是必然的。
(其实当初我写这本书,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……
当然,这几年下来,我自己也学到不少东西,当初的想法,有些现在看也不见得合适。)
那中国本土体系,到底缺了什么呢?
我个人想法,是缺时间。
自主发展会减少一些毛病,消除水土不服带来的隐患。它比英国方式要更稳健,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副作用。但这个方式也需要很长时间,可能一百年,可能三百年。而当时最大的问题,是时间不够了。
很难说英国人到底为什么能发展起来,但不管再怎么假设,他们就是出现了,大家就是需要个办法应对这个突发事件。这种环境下,也没有其他办法。
这可能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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