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05章 收藏门类
第605章收藏门类
等到一圈连屋子带家具看下来,冯仓又给自己的办公室添了一个紫檀的博古架,然后听从了周至的建议,将之前两个“赠品”放弃了,换成了比较配合展示的“官帽筒”。
管帽筒,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放官帽的筒装瓷器,可以是圆筒,也可以是六边筒。
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物事,和一般瓷器都是脱胎于容器的实用器,通常既可以装饰又可以实用不同,官帽筒虽然是一个筒状物,但是好多官帽筒的上下都开有以吉祥图案外廓如海棠,如意,蝙蝠,灯笼形状的孔洞,基本上除了放帽子外,再没有别的实用价值。
关键是这东西兴起很晚,咸丰年间才开始兴盛,到光绪年间才开始流行,刚流行起来就连“官帽”都没了,却成了民间嫁娶必备的嫁妆和陈列器。
但这个彩头远比最早用作骨灰坛子的将军罐好得多。
而且官帽筒的价格却比将军罐要低,因为皇家也犯不着追求将官帽摆放在漂亮的瓷器上显摆,因此官帽筒没有官窑器,都是民窑烧造的。
然而每个末世的民窑情况都类似,清末民窑各种技艺都已经大成,它们也出精品,尤其是寄托款的精品。
经过周至解释之后,冯仓便将将军罐换成了一对白釉矾红福寿连枝花卉帽筒。
矾红这种釉料颜色既不如鲜红色那般明艳夺目,又不如黄色那般富丽堂皇,它的颜色介于大红和黄色之间,又不是橘色,而是更偏向红色,夹带着一点黄,有点类似“宫墙红”的一种色调。
“要受穷,就烧红”,红色是一种非常难以把握的色调,大明朝以火德降世,举国家之力烧造红釉,结果到了宣德年间依旧失传,《大明会典》中记载:“嘉靖二十六年,江西布政司奏:鲜红器重悬赏格,烧造未成,唯可烧矾红色。”
这里提到的“鲜红器”,指的就是明代著名瓷器“釉里红”,“釉里红”在宣德年间已经可以配合青花或独自成采,颜色也从发黑发灰的猪肝色和发黄浅淡的“烧飞走白”,变成了真正的“宝石红”。
这个工艺后来有明一整代都未能恢复,直到清三代才获得突破。
而矾红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都作为红釉当中的重器,非常受重视。
督陶官郎廷极带来了传统红釉的突破,到后来烧造那批红釉的窑口被称作“郞窑”。诸多红釉器如“胭脂水”,“珊瑚红”,“祭红”,“豇豆红”,“抹红”纷纷出现,其中最尊贵的“宝石红”,被大家称作“郎红”。
与之相对应的,就是矾红的重要性一天不如一天。
然而这种情形在清末却又得到了一次小小的改变,光绪年间,矾红瓷器在民窑当中再次获得了突破,很多窑口能够用较低的成本,以铜釉为材料,烧造出颜色接近“鲜艳”的矾红瓷器,品质虽然不如宣德“宝石红”,却也比之前“珊瑚红”的宫墙色要更加偏近红色一些。
配上白瓷的底子,就显得非常的喜庆了。
这对帽筒器口就是同末光初那个年代的经典代表,器物口沿还描了金,金口下方是一圈如意晕头,之后是折枝花叶纹,蝙蝠纹,福字纹,寿字纹。
镂空的孔是海棠花纹的,孔口外还描了边。
所有的这些图案又是用缠枝莲花纹给勾连起来的,“福寿连绵”的寓意,那是要多好就有多好。
唯一的不足就是底款的六字篆书“大清雍正年制”,倒不是说底款仿得不够好,而是雍正年间压根就没有这样的器型,两相结合一看,就感觉写底款这位笔力虚浮,不够健劲有力,似乎透着一股子心虚。
不过除了这一点瑕疵外,整个物件儿的仿造档次都是向着雍正官窑看齐的,工艺精湛,画工精美不说,矾红的花叶还渲染出了层次。
虽然在周至的眼里,这对瓷器在画工上有所进步,但是依旧是一种“出格”,换句话说就是仿品没有仿到十分,除了心虚的雍正年号寄托款,其它一切,从器型到画工到色彩,都以迎合讨好同光年间大家对瓷器的审美为目的。
这就仿得有些离谱了。
不过这物件儿在冯仓等人的眼里,却是比正宗的雍正矾红瓷器更“好看”,比之前那对将军罐更加缤纷热闹,当然乐意替换。
这也让马爷对着周至暗暗竖起大拇指,周至一通吹嘘,转眼同治官窑换光绪民窑,就给他省了一万多块。
最终冯仓又选了一对黄花梨的四方供凳,以及两件“不容易摔坏”的铜胎掐丝珐琅的鼎式炉,一方一圆,和画桌摆放到一起,那视觉效果也是没谁了。
“画桌后面的墙上好像可以挂点什么东西……”冯仓感到非常满意。
“挂画啊。”周至觉得自己家里的《坐龙图》配上这一套那逼格绝对拉满,不过那东西不可能再从自己的手里放出来,只能给冯仓提出建议:“按老习俗,冯哥办公室应该挂个八尺大中堂,那才叫气派。”
“挂画儿吗?”刘正匀也在摸着下巴琢磨:“我觉得大家都在挂画,因此已经俗了……不如……挂个龙袍?”
周至都想哭了,这年头挂字画成了俗气,挂龙袍反倒成了雅致了?
不料江武王烁潘石崖一致叫好,都说这个主意很不错,非常能够体现公司的堂皇大气。
而让周至更加料想不到的是京城里边拥有龙袍的藏家还不在少数,马爷打了两个电话,就扫听到了好几件,这东西还分了朝服吉服章服便服好些个种类,价格更是低到周至不敢相信,最便宜的一件酱色地刺绣彩云金龙纹的吉服,对方只开价了九千五。
听说这么便宜冯仓几人又来劲了,让周至和马爷讲讲龙袍里头的门道。
于是周至只好告诉他们,理论上,只要皇帝穿过的衣服,都可以称作龙袍,但是其中最好的,等级最高的,当然是正殿御朝时候的大朝服。
那套衣服可不是只有龙,还得具备代表帝王身份的十二章文,即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,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十二种具备特殊含义的纹饰。
清代皇帝逢五一朝,也就是十天来一次朝会,但是这样的朝服也不是每一次朝会都穿。
因为过于隆重,一般只在每年年首的正旦大朝会,和年尾的冬至大朝会,还有代表世俗里最高的权力,向天地祭祀之时,方才穿着。
那样的龙袍需要耗银千两,两千织工,一年时间,方才造得出来,存世量自然少得可怜。
这么一说冯仓不但不收敛,反倒更加来劲了:“这个好玩儿,就是不好找。”
于是刘正匀又出馊主意:“要是各种款式花色都给收集一些,没事儿换着挂,也是个主意哈?”
于是这就愉快地决定了,冯仓同意给自己开创一个收藏门类,就是龙袍,就从最便宜的酱色地刺绣彩云金龙纹吉服开始,终极目标当然就是黄缎缂丝十二章文大朝服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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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到一圈连屋子带家具看下来,冯仓又给自己的办公室添了一个紫檀的博古架,然后听从了周至的建议,将之前两个“赠品”放弃了,换成了比较配合展示的“官帽筒”。
管帽筒,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放官帽的筒装瓷器,可以是圆筒,也可以是六边筒。
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物事,和一般瓷器都是脱胎于容器的实用器,通常既可以装饰又可以实用不同,官帽筒虽然是一个筒状物,但是好多官帽筒的上下都开有以吉祥图案外廓如海棠,如意,蝙蝠,灯笼形状的孔洞,基本上除了放帽子外,再没有别的实用价值。
关键是这东西兴起很晚,咸丰年间才开始兴盛,到光绪年间才开始流行,刚流行起来就连“官帽”都没了,却成了民间嫁娶必备的嫁妆和陈列器。
但这个彩头远比最早用作骨灰坛子的将军罐好得多。
而且官帽筒的价格却比将军罐要低,因为皇家也犯不着追求将官帽摆放在漂亮的瓷器上显摆,因此官帽筒没有官窑器,都是民窑烧造的。
然而每个末世的民窑情况都类似,清末民窑各种技艺都已经大成,它们也出精品,尤其是寄托款的精品。
经过周至解释之后,冯仓便将将军罐换成了一对白釉矾红福寿连枝花卉帽筒。
矾红这种釉料颜色既不如鲜红色那般明艳夺目,又不如黄色那般富丽堂皇,它的颜色介于大红和黄色之间,又不是橘色,而是更偏向红色,夹带着一点黄,有点类似“宫墙红”的一种色调。
“要受穷,就烧红”,红色是一种非常难以把握的色调,大明朝以火德降世,举国家之力烧造红釉,结果到了宣德年间依旧失传,《大明会典》中记载:“嘉靖二十六年,江西布政司奏:鲜红器重悬赏格,烧造未成,唯可烧矾红色。”
这里提到的“鲜红器”,指的就是明代著名瓷器“釉里红”,“釉里红”在宣德年间已经可以配合青花或独自成采,颜色也从发黑发灰的猪肝色和发黄浅淡的“烧飞走白”,变成了真正的“宝石红”。
这个工艺后来有明一整代都未能恢复,直到清三代才获得突破。
而矾红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都作为红釉当中的重器,非常受重视。
督陶官郎廷极带来了传统红釉的突破,到后来烧造那批红釉的窑口被称作“郞窑”。诸多红釉器如“胭脂水”,“珊瑚红”,“祭红”,“豇豆红”,“抹红”纷纷出现,其中最尊贵的“宝石红”,被大家称作“郎红”。
与之相对应的,就是矾红的重要性一天不如一天。
然而这种情形在清末却又得到了一次小小的改变,光绪年间,矾红瓷器在民窑当中再次获得了突破,很多窑口能够用较低的成本,以铜釉为材料,烧造出颜色接近“鲜艳”的矾红瓷器,品质虽然不如宣德“宝石红”,却也比之前“珊瑚红”的宫墙色要更加偏近红色一些。
配上白瓷的底子,就显得非常的喜庆了。
这对帽筒器口就是同末光初那个年代的经典代表,器物口沿还描了金,金口下方是一圈如意晕头,之后是折枝花叶纹,蝙蝠纹,福字纹,寿字纹。
镂空的孔是海棠花纹的,孔口外还描了边。
所有的这些图案又是用缠枝莲花纹给勾连起来的,“福寿连绵”的寓意,那是要多好就有多好。
唯一的不足就是底款的六字篆书“大清雍正年制”,倒不是说底款仿得不够好,而是雍正年间压根就没有这样的器型,两相结合一看,就感觉写底款这位笔力虚浮,不够健劲有力,似乎透着一股子心虚。
不过除了这一点瑕疵外,整个物件儿的仿造档次都是向着雍正官窑看齐的,工艺精湛,画工精美不说,矾红的花叶还渲染出了层次。
虽然在周至的眼里,这对瓷器在画工上有所进步,但是依旧是一种“出格”,换句话说就是仿品没有仿到十分,除了心虚的雍正年号寄托款,其它一切,从器型到画工到色彩,都以迎合讨好同光年间大家对瓷器的审美为目的。
这就仿得有些离谱了。
不过这物件儿在冯仓等人的眼里,却是比正宗的雍正矾红瓷器更“好看”,比之前那对将军罐更加缤纷热闹,当然乐意替换。
这也让马爷对着周至暗暗竖起大拇指,周至一通吹嘘,转眼同治官窑换光绪民窑,就给他省了一万多块。
最终冯仓又选了一对黄花梨的四方供凳,以及两件“不容易摔坏”的铜胎掐丝珐琅的鼎式炉,一方一圆,和画桌摆放到一起,那视觉效果也是没谁了。
“画桌后面的墙上好像可以挂点什么东西……”冯仓感到非常满意。
“挂画啊。”周至觉得自己家里的《坐龙图》配上这一套那逼格绝对拉满,不过那东西不可能再从自己的手里放出来,只能给冯仓提出建议:“按老习俗,冯哥办公室应该挂个八尺大中堂,那才叫气派。”
“挂画儿吗?”刘正匀也在摸着下巴琢磨:“我觉得大家都在挂画,因此已经俗了……不如……挂个龙袍?”
周至都想哭了,这年头挂字画成了俗气,挂龙袍反倒成了雅致了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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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让周至更加料想不到的是京城里边拥有龙袍的藏家还不在少数,马爷打了两个电话,就扫听到了好几件,这东西还分了朝服吉服章服便服好些个种类,价格更是低到周至不敢相信,最便宜的一件酱色地刺绣彩云金龙纹的吉服,对方只开价了九千五。
听说这么便宜冯仓几人又来劲了,让周至和马爷讲讲龙袍里头的门道。
于是周至只好告诉他们,理论上,只要皇帝穿过的衣服,都可以称作龙袍,但是其中最好的,等级最高的,当然是正殿御朝时候的大朝服。
那套衣服可不是只有龙,还得具备代表帝王身份的十二章文,即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,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十二种具备特殊含义的纹饰。
清代皇帝逢五一朝,也就是十天来一次朝会,但是这样的朝服也不是每一次朝会都穿。
因为过于隆重,一般只在每年年首的正旦大朝会,和年尾的冬至大朝会,还有代表世俗里最高的权力,向天地祭祀之时,方才穿着。
那样的龙袍需要耗银千两,两千织工,一年时间,方才造得出来,存世量自然少得可怜。
这么一说冯仓不但不收敛,反倒更加来劲了:“这个好玩儿,就是不好找。”
于是刘正匀又出馊主意:“要是各种款式花色都给收集一些,没事儿换着挂,也是个主意哈?”
于是这就愉快地决定了,冯仓同意给自己开创一个收藏门类,就是龙袍,就从最便宜的酱色地刺绣彩云金龙纹吉服开始,终极目标当然就是黄缎缂丝十二章文大朝服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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